编者按：这是一个六口之家，大姐和三姐在外打工，二姐和小弟则相继考上了大学，姐姐在武汉，弟弟复读了两年之后，以顽强的毅力在今年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，为了让弟弟上学，没读过几年书的妈妈拖着瘦弱的身体，想了一个又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……

　　“我说实在不行啊，妈妈就挂着牌子上街上跪着得了。”她一边揉着胳膊，一边说。佟哈森今年53岁，一米五几的个子，背却微微驮了，腿上的骨刺时不时地惹来钻心的疼痛，这让她走路时总显得拖拖拉拉的。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，就住在宝龙山镇的一个小院子里。

　　刚刚从外面回来，她就一屁股坐在自家的炕头上，脚耷拉着，露出退了色的粉拖鞋。她正帮小儿子整理以前画的画。她把它们小心地铺开，端详半天，再一张张地卷起来，卷到最后一张时，用绳子小心翼翼地绑好，厚厚地一大捆。在这个简陋的家里，除了那个只有一个频道的14英寸黑白电视机，最显眼的就是这些画了。“这些都是我儿子画的，”她指着墙上的那些画，“孩子争气啊！”

　　而此时，小儿子任丽宝就坐在炕对面为他支起的行军床上发呆，手里的通知书早都揉皱了，一些单位也不知道跑了多少次了，可上大学的学费却还是没什么着落。还有几天就该报道了,他除了简单的行李,连新衣服都没添上一件。回想起得到通知的那会，他可不是这样。高三复读两年，那一刻，他手里拿着通知书在电话里朝妈妈大喊：“妈，你猜我拿着什么呢？你猜！”硬是憋了一会，他才兴奋地叫：“我考上中央美院啦，妈，是中央美术学院！考上那儿的，咱通辽就两个人！”电话那一头，当妈的佟哈森早已经泪流满面。

　　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，佟哈森的头发几天时间就几乎全白了。她盘算来盘算去，目光落在了那只正打呼噜的大母猪身上，“今年猪价挺好，能卖个2000块吧！”她掰着手指头算，显然已经忘了前不久给猪翻身时手臂上留下的伤。“再请个客，能收点礼钱。”可后来，说起收礼这件事儿，她就挺不是滋味了，”大伙都给50、100的，人家有事的时候，我才给拿三十，还欠着人情哩！也实在是没办法啊。”那顿升学宴，还了当初赊着的饭钱，他们得了2000多块。然后该怎么办呢？看着儿子的通知书，只上过两年学的佟哈森自己也不知道。

　　不过，佟哈森坚信的是，孩子的学业比天还要大。“四个孩子呀，小时候一个接一个要学费。”小儿子任丽宝至今还记得，每到学校开学的时候，妈妈总要领着他跑到学校四处求人，“再缓缓吧，等凑够了钱，马上就给学校送去。”然后佟哈森就骑着大自行车，跑到乡下卖冰棍，只为“乡下和镇里比能多卖1毛钱。”等学费凑够了，她就把卖冰棍的钱放在装咸盐的袋子里给学校送去，兴冲冲地哗啦一倒，心里的石头才总算落了地。上高中的时候，妈妈一咬牙，留下在墙角等着扛麻袋的爸爸，一个人去北京当了保姆，那时候，大姐和三姐已经能自己谋生，二姐在武汉读大学，而他才刚刚十几岁。因为类风湿和腿上的骨刺，一段时间后，她从北京回来了，但她没闲着，在家养猪、干零活，秋收的时候，早上四点多就起床，和年轻人一起爬上雇人收苞米的车，一天苞米收下来，能挣40块钱，她很知足。而自从她的胳膊被猪弄伤了后，就再也拎不了重物了。

　　“人家都说我，别看现在累，以后就该享福了。”佟哈森的语气里带着自豪，“现在省点是点吧。”说这话时，她就穿着花两块钱用短裤拼成的花裤子。屋子里那台黑白电视也已经被搁置了很久，“就一个频道，还不清楚，我们干脆就不看电视了，还能省点电费。”而此时，任丽宝的爸爸，一个50多岁的男人，正和二、三十岁的年轻人挤在一起，跟着大车扛麻袋、做瓦匠，到处跑。没活可干的时候，他就蹲在墙角，等着。晚上喝一块钱的白酒，不顺心的时候，会开口骂他这个老儿子，“其实他心里更难受。”二姐说。

　　二姐任丽华开学就上大四了，这几年，她也是靠着大伙帮忙走到了今天。她在学校靠每月勤工俭学挣来的140块钱维持生活。“有时候没钱了，就吃馒头蘸酱对付着。”二十五岁的二姐几乎不买衣服，不买化妆品，却是学校里的优秀宣传干部，每年奖学金的获得者。为了让弟弟顺利上大学，她和妈妈兵分两路，找政府，找红十字会，找教育局，找企业，能找的都找了。在一家企业，她被人像撵动物一样撵了出来，“我一出来就哭了。”二姐红着眼睛说，“面子什么的我都不要了，只要我弟弟能上学。”好在，佟哈森求助的红十字会给了1000块钱，虽然这对于15000块的学费来说还有很大差距，“一毛钱也是钱啊！得一辈子感谢人家。”妈妈说。

　　不过，佟哈森最担心的，还是儿子因为没钱被撵回来。“那么晚了还坐在那儿画呢，孩子说，上普通学校也是花钱，上好学校也要花钱，那就考个最好的美术学校给我。可现在，学校是最好的，可是……”妈妈眼圈红了。为了儿子，她甚至准备在脖子上挂着求助信跪在大街上乞讨。“可孩子们说，别去跪了，总会有办法……要是真把我儿子撵回来，我就去求校长，说什么也要让他们收下我儿子……”佟哈森目光坚定。

　　采访结束的时候，佟哈森提着一塑料袋自家种的西红柿追到了火车站，“我怕啊，怕他们把孩子撵回来，一万五的学费只凑了5000……”“没事，学校能收，别担心。”“能吗？能收吗？我一定要让孩子上学啊!”佟哈森这才抬起头，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。“能，放心吧，这西红柿你拿回去自己吃，快回去吧。”“谢谢，我是蒙族，汉话说不好……”佟哈森把头埋得很低，手握得很紧， 一再地说谢谢。随后她拎着那袋西红柿，拖着不时疼痛的腿，一拐一拐地走了，而到她的家，坐小三轮，只要两块钱……

　　记者手记

　　就在采访回来的第二天，记者拨通了中央美术学院的电话。“让孩子来吧，先来了再说。”电话里，一个声音清晰而又亲切。学校方面还告诉记者，像这样的贫困生，他们有专人负责管理。放下电话后，记者又拨通了佟哈森的电话，“真的能要他啊？太好啦！谢谢啊！”电话那一头，妈妈佟哈森的声音已经开始颤抖了。或许，她自己还不知道，在不到两分钟的时间里，她已经说了不下十次的“谢谢”、“太好了”……

    董慧敏 靳松 文并摄